經濟日報 社論

媒體報導，國內幾個公協會舉辦論壇並提出戰略，主張台灣應藉「新東向」，利用美加墨等國資源，成為具全球影響力、最高科技創新能力的中型強國。協會預計今年9月成立「新東向全球產學研聯盟」，希望推動政府成立「新東向辦公室」，發展此項國家戰略。而政府相關部門也都持正面態度，將全力協助。

面對此項報導，讓人不得不想起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這個蔡政府執政後立刻推出的重大政策，宣示要強化和東南亞的經貿關係，分散貿易集中大陸的風險。政策一出立刻牽動全國產學研各方，只要冠上「新南向」的產學研計畫，必然優先獲選；未能和「新南向」沾上邊的就難以雀屏中選，實際耗用國家資源遠遠超過「新南向辦公室」的推動預算，對產學研的計劃選題產生極大影響，但也讓產學研界抱怨連連。

經過數年努力，「新南向計畫」對雙邊貿易產生什麼影響呢？從2016到2021的五年來，我國對新南向18國出口增加了39.4%，但卻遠低於對全球出口的成長率59.9%；也讓台灣對新南向地區的出口占比，從2016年的21.2%跌落到18.5%。反而是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占比，這幾年持續攀升，從40.1%升高到42.3%。如果說，分散對陸貿易是新南向計畫的首要目標，那麼此項計畫明顯並未成功。

事實上，要以政策對貿易或投資流向進行「導正」極端困難，除非有嚴格且清晰的法規，並像美國政府擁有強大的執行力；況且就算能有效執行，也必須付出龐大的代價，不見得是合宜的決策。當年，「帽子大王」戴勝通響應扁政府以投資支持外交、對海地投資的結果，遇上了海地暴動、工廠關門倒閉，是個血淋淋的教訓。商業貿易或投資，事關企業家的「身家性命」，必然考慮比政府更為深入和周詳，難被政府的局部性作為所影響；倒是政府某些部會或民間機構，頗能見機行事、體察上意，爭取預算來集錢攬權，反正「賭輸」是國家埋單，隨便找理由就可糊弄過去，政治正確就幾乎不會有事。

再以我國對美加墨三國的北美貿易來看，同樣在這段期間（2016-2021）的出口，足足成長了93.3%，遠遠超過我國對全球的出口成長（59.9%），也讓台灣對北美的出口占比，從13.5%顯著提高到16.2%。美國此刻即將推出「印太經濟架構」，台灣無論是否會被正式納入，必將扮演某種角色，而台美貿易和投資也將會進一步深化。在這種情況下，還需要成立一個「新東向辦公室」，來「加強利用」北美三國的資源，協助我國的最高科技創新能力？

其實，「新東向」說白了就是「新美向」，但我國和美國之間，早已建立了經貿互動制度，包括「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台美技術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TTIC）、「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特別是「繁榮夥伴對話」的四大合作議題中，就有一項「科學與技術」的合作，可充分利用此平台來強化兩國科技合作，並進一步強化兩國實質關係。

若認為上述經貿合作平台還不夠，那麼擴大目前的駐美代表處經濟組的員額和功能，或者擴大外貿協會駐美幾個辦事處的功能，也都是可行的選項。如果認為經濟部和外貿協會在北美三國分別擁有的九個駐點和八個辦事處都不足以完成這些功能，那是否意味著這兩大系統的功能不彰，值得檢討改進呢？

國債巨大且物力維艱，國家資源務必審慎運用、切忌當散財童子。如因美國再工業化和重組供應鏈衍生了新商機而必須掌握，台灣各大企業和產業公會應有能力加以掌握，公共性較高部分政府也早有資訊蒐集網絡；政府對「新東向」的回應務必審慎，立法院和監察院也該加以關注，以免政府組織疊床架屋又公私不分。